回歸後一代的成長印記:黃之鋒紀錄片回顧香江社運五年起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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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同時也意味新特首林鄭月娥與她一眾的班子上任。回看五年前的7月1日，學民思潮開始走進大眾的視野當中，一群中學生自發上街要求政府取消當時會在新學年推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轉眼間，黃之鋒由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長大成人，香港社會這幾年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前不會有人會提倡港獨、自決、到現在他們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梁振英主政五年裡發生了很多抗爭的事，如果說10年的反高鐵是「第四代香港人」80後展示對社會的關心，那這幾年90後的風頭的確更強。從前在香港的中學生誰會有種冒上被學校記過、被家長譴責的風險罷課？這一群九十後是有種的。黃之鋒為代表的學民思潮代表回歸後一代成長的青年人，這一代人是Z世代，生於社交網絡之中，過去社會運動動員也跟以往不再一樣，通過他們朋輩的傳播群組，相互的影響而集結，從一間學校成立反國教的關注組遍地開花。五年，發生的事實在太多，坊間對黃之鋒的批評好壞參半，但批評的背後也帶出青年人對政治還是處理得未盡完善。五年，一個初心要守護下一代免洗腦教育的小伙子漸漸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雨傘運動他帶頭犧牲自己而被警方拘捕，要在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當他在「臭格」出來時，世界已經變天了。群眾佔領街道，警方發射催淚彈與威嚇用橡膠子彈驅散市民。五年，學民思潮由一個學生組織到解散，但至今仍未兌現解散的承諾，稱會組織另一個學生組織。五年，學生再不是避過刑責的「擋箭牌」，社會不再容許他們有犯錯的地方，有更多的期望與要求加在他們的身上。五年，學生組織再不是輿論組織，而是為貫徹未來走進議會而鋪路。對於這些走得比較前的學生，在社會環境下只能從事政治的道路了。世代之爭，仇幼仇老愈演愈烈，這幾年香港多了很多標籤，例如是「廢青」。但有一點是一個現實如果老一輩可以為香港社會做得更多，那「廢青」就不用成為他們眼中的人了。

外國人眼中的政治圖騰．香港人又如何看待？

  Netflix上映的《黃之鋒:熱血青年vs超級強權》(Joshua Wong:Teenager vs Superpower)，對於外國人來說是理解香港的一個窗口，但對香港人來說只是平平無奇，畢竟外國人的視野、對香港事務的認知只是在片面，對於黃之鋒的橫空出世會採用一個獵奇式的手段，特別是他在外媒眼中成為一個政治圖騰與符號。對於香港人來說拋開反國教的主導性，他的影響力事實上也漸漸的下降。一方面是來至香港社會的政治派別漸多，也有新的意見領袖與青年大學生冒起。其中在雨傘運動的街頭演說中就出現了本土派，另外也有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在運動中漸漸為人熟悉。在雨傘運動，公民社會的參與成份就更為複雜，由最初佔中三子提出的「和平佔中」當中泛民主派有不少人象徵式支持與參與，到九月大學生發動罷課，學民思潮也稱不上是主導的份子，他們只是學界的組織。事實上，雨傘運動一直為人爭議的人這是市民自發而無序的運動，道路不是佔中三子或是學聯與學民思潮(俗稱雙學)而佔據的。不過市民的佔領太不著邊際，人民總是需要領袖的，於是泛民、佔中三子與雙學成為了控制場面與輿論的單位。
                           

  另一邊廂，旺角與金鐘是相反的情況。起初的旺角佔領區是由群眾為了分散金鐘清場的壓力而佔下的，在旺角的佔領者不滿雙學對佔領運動的干預。與金鐘不同的是，金鐘在佔領運動最激烈的時刻過後成為一個「烏托邦」，佔領者彷彿漫無目的，每晚唱唱歌、演講的形式、除了衝擊龍和道與有市民嘗試衝擊立法會外，金鐘基本上是天下太平的。金鐘的佔領者更搭起自修室、即使周邊遇上衝突金鐘佔領者還依然故我，抗爭意識逐漸消退。旺角的佔領區可謂是烽火連綿，這部紀錄片Joe Piscatella拍得片面的其中一點在這裡可以反映得到，基本上他是忽略了旺角佔領區被黑社會騷擾、警黑合作的片段，相對要表達這些事件對外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如果金鐘是一個「烏托邦」，那旺角基本上是「地獄」。相對來說金鐘在佔領期間要是沒有大型的計劃就是一個安全區。

  外國人只看到香港青年人出去抗議，表達意見的一面，但看不到反對他們的聲音。無疑政治紀錄片是帶有宣傳成份，太急於塑造英雄主義。在佔領的層面上，說實話部份的香港人平日根本不關心是否會有「普選」。民主派早在1988年就提出普選，香港的民主步伐在回歸二十年也沒有明顯的轉變與進步，不過在梁振英任期隨著公民運動的壯大，參與的規模與手段比起過往靜坐、絕食、遊行都有所不同。雨傘運動牽動人心的是學生在九月二十六日衝入公民廣場，然後被警察包圍。市民出於同理心而出手幫助，但如果問真正為什麼會有雨傘運動，什麼是人大的「八三一框架」恐怕就未必人人可解。對於香港人來說黃之鋒並不是一個吹捧得像超人的英雄，他只是一個平凡人。在過去反國教的集會上，他已經多次強調自己不是英雄，每每有家長說要多謝他時，他會感覺到社會是大家的，並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大眾的付出。這成為了很大的價值觀的反差，紀錄片在辛丹斯得到觀眾的評賞獎項最主要是認同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距離真正的理解還差很遠。對香港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世代之爭．If not us,Who?

  如何評價一個政治人物，一面倒的讚賞是不全面的。2016年9月5日立法會選舉前沒人想過羅冠聰(香港眾志)會取得一席。回想當時選舉，香港眾志陣營可謂是星光熠熠，除了明星外更有評論人、大學教授等支持。在香港眾志成立之初，錯誤被市民恥笑，從學生轉營從政的準備不足。至今羅冠聰是不是有足夠的知識與政治手腕處理問題，的確尚在監察中。對於青年人做立法會議員，一下子每月成為月入十萬的議員，對他們的要求只會愈來愈高。對成年人來說，沒法再將他們當回是學生、未成年的水平，因此對他們的行動與撰文、議政的水準有不少的批評。成年人批評青年人的同時，青年人也認為成年人的處理方式不夠果斷，從反國教初期與雨傘運動罷課時期，學生曾經公開問過「成年人去了何處？」。在道理上成年人應該是保護小孩子，關心小孩子的，但反國教卻要由中學生關注，直到2012年的暑假才開始有家長關注組。家長認為學民思潮讓他們開始關注事件才加入往後的行動。另外是雨傘運動前期，反對八三一框架、學生罷課事前成年人的參與力度也不足。九二六罷課的那一個星期，甚至有不少家長批評學生不上學，罷課的力度事實上也不太有成效，真正的關鍵在於九二六的日間有接近一千五百名學生罷課，其中包括中學生。學生的犧牲令到不少成年人感到羞愧，產生政治的感召。不過世代之爭並沒有因市民的合作而有所緩解，在佔領後段成年人就開始批評青年人不妥協要退場，因應政府採用的手段，後來民意逆轉，支持佔領的聲音亦開始減弱。

  說到底，每個年代也會有世代之爭，但普遍的家長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兒子是黃之鋒，也不會希望子女投身政治運動。主要是因為代價太大，目前只要黃之鋒出現在任何遊行的場面，他是會被警方針對的。黃之鋒已經沒有選擇的去路，年少成名，僱主最害怕這種「搞事」的員工，他變相是沒有前途可言。事實上在香港的教育系統裡，我們一直被教導成漠不關心，要當乖小孩。像黃之鋒這種青年人會被視為是有問題。從政是他們學生領袖唯一可做的工作，而黃之鋒就曾經申請過司法覆核要求十八歲就可以參加立法會選舉，法庭並不受理。而他部署在三年後2020年正式合乎參選資格門檻時出選，目前他正在香港眾志當秘書長與落區參與社區事務。

  在佔領的立場上泛民與雙學曾經有協商的會議，當中可以看到世代的分歧。泛民中人多次要求學生退場，所以學生需要利用絕食來感召失去的人心與增加對真普選的明志。成年人並沒有企在學生的一方。從1988的抗爭手段到近幾年開始有激烈的抗爭，成年人的畏懼令到沒有包袱的學生要走上前線。這點是不可以怪責學生的選擇。

                             

  從《未夠秤》到這部片，對國教的看法與死灰復燃

  反國教運動至今並沒有真正的成功，政府只是暫緩三年的推展期，還記得2012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的撤退，被形容為「階段式勝利」。最後國教由學校為主導而執行，為什麼要推行國民教育原因是前國家領導人認為香港人不夠愛國，要求前特首曾蔭權做點事。反國教發生後，在這五年香港的教科書出現愛國教育的滲透，其中在幼稚園的課本出現往天安門升旗。在2014年Matthew Torne拍攝的《未夠秤》上映記錄了黃之鋒與馬雲祺的抗議故事，學民思潮將社會運動推展到中學生打破了成年人的想像。回看反國教運動並非成功，以致如今「魔鬼在細節」中。對於當時青年人上街，比較資深的立法會議員認為青年人認識政治最主要來至通識科的教育，甚至要求取消通識。

  五年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離任在即要求學校增加基本法課時教育。新任特首林鄭月娥要求在幼稚園增設愛國教育，新任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也希望學校能推行國民教育，可證明當日的運動並沒有真正很成功，或許當日家長的投入未夠，或者只是停留在叫口號的層面，並沒有真正為「下一代」做點東西。當然西方人去寫本地人的故事未能夠刻劃很多，香港的問題也不是如此簡單，但對於中央政府就是希望香港人愈要依賴中國，國民教育只是冰山一角的事情，其實在香港的中、小學就已經在學校課堂有相關的課題，而政府的國民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香港的學生成為「少先隊」的模式，佩帶紅領巾。所以當初的課程綱領就要求學生看到國旗要流眼淚，最近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國旗法，這延伸的不只是普通人更與國民教育科環環緊扣。

  轉眼間，反國教運動也不知不覺過了五年。就連雨傘運動也完結，當學生也站出來為香港罷課時，其實成年人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又去了那裡？黃之鋒在政治上有功有過，不論是否認同此人也不應該否定這一代九十後甚至零零後的理想與付出。回歸後一代的小孩的成長路再不如殖民地政府時的樂觀，這一代的孩子一出生就面對著內地學童爭學位、爭奶粉、面對著人口輸入，甚至現在的中學生有不少是跨境學童與香港身份迷糊，這一代人一出生面對的境況就較嚴峻，父母面對的再不是經濟騰飛的時代。這一代青年人沒有選擇的餘地，黃之鋒如是，想想香港這個環境下他有了知名度還可以安分守己去追夢？再沒有機會，被迫投身政治。或者我們會認為政治很煩人，但它的確會找上門。雖然國民教育表面上與成年人也沒有什麼瓜葛，但我們真想看到電影《十年》的香港到處都是紅衛兵？這不是想像，這提醒著香港人不應該再安逸下去，抗爭雖然困難但也要常存這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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