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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喜在北京城市学院读本科时,按规定他的治疗药物供应点是北京地坛医院,假期回到家乡只能到县医院取药。田喜便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李俊州院长借点药,并谈到赔偿问题。李院长依然说,这事你得找县领导,医院不管,并起身就走。田喜认为自己被感染艾滋病毒是医院造成的,医院怎么可以一口回绝不管呢?被逼到墙角的田喜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将办公桌上的电脑、电话等物推到地上。这一怒捅了一个大娄子,因为他连年上访早已是县政府“眼中钉”了,一下子被政府抓到辫子,从而获得了可以对他进行严惩的“把柄”。
5、听听维权律师怎么说。宣判时数十位记者和维权人士纷纷前往新蔡县采访和支持田喜的正义要求。宣判一结束,对于新蔡县法院抓住“毁坏财物”这个本身是很小的事情,而且又事出有因,纯属蓄意小题大做的违法行为,网络上发出一片悲愤的声讨和抗议声,“你们没有资格审判田喜,你们才是助纣为虐的罪人!”。“这样的审判有违公平和正义,那叫丧心病狂。” 田喜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在庭审后对记者说:“田喜身上集合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几乎所有的经历与痛苦,即输血被感染艾滋病毒,他们上访无路,投诉无门,最后身陷囹圄。”
6、爸爸厉尽艰辛为儿请命,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田喜庭审结束后,爸爸立即向外界发出求助信。田喜开始上访时年仅17岁,多次被抓。2009年12月18日那次上访,被新蔡县强行接回家后被警察和居委会36人轮流看管,对他实行包案稳控措施。抓田喜时20多名警察怕抓田喜被感染艾滋病毒,都穿上白大衣,戴着帆布手套,然后将年仅20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给关在一个废弃的暗无天日空病房里。
田喜爸爸给省和中央领导发出的苦苦哀求信,如泥牛入海令他大失所望。由于为孩子申冤多年无果,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而积怨成疾,竟先于田喜去了再无忧愁的极乐世界。
一是、1981年6月,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很快研制出能有效控制病毒繁殖并明显减轻症状的抗病毒药。全球近20年的实践证明,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特别是有幸服用正宗的原创抗病毒药,其寿命与常人几乎无异。如果丁巧玲也能得到这样的指导并主动给她抗病药,那么她绝对不会死而能健康地活下来。这表明,丁巧玲并非死于艾滋病毒,而是死于比艾滋病还凶险的拒绝拉她一把的人魔。
二是受害者上访讨说法是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落实人权政策的体现。如果田喜含冤上访,一不拦截、二不拘留、三不判刑,接受他的诉求,那么他在政府关怀下会从艾滋病魔的侵袭中走出来,令怀才的他有能力为国家报效。可是当地政府为了逃避责任却倒打一耙,大有发展前途的孩子被打入地狱。这表明,田喜之死并非死于艾滋病魔,而是死于嫁祸于人的人魔手里。
三是、1981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的二三年间,先后有法国、加拿大、美国和利比亚等国,因输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制品,造成数百数千法国则上万患者被感染艾滋病毒。但他们均进行了查处,肇事者被判刑,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法国总理坐在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引咎辞职。然而,比法加等国受害人数总合还大20倍的河南血祸却20年不查处,害人者还当上大官。这种与世界正义相对抗,生物学意义的艾滋病就这样蜕变为政治艾滋病。究其病根,绝非可防可控的艾滋病魔,而是更凶险的不可控的人魔。
我注意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止一次说:“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政府最牵挂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可是,在河南血祸或其它类似问题上却完全被颠覆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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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1990年代爆发艾滋病以来,每年的国际艾滋病日都是几十万受害者血泪控诉河南血祸制造者和包庇者声讨日。然而,由于十八大以来对受害者打压一年比一年严厉,令他们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到哪上访都没有能进的门, 2018年国际艾滋病日竟发生意想不到的悲剧。一位如花似玉的农妇因病痛难忍国际艾滋病日前三天上吊;另一位输血无辜染艾滋的孩子,长大上访被判刑,活到31岁告了20年的状,国际艾滋病日后第三天也饮恨见阎王。
拉她一把本可以不死却被落井下石死后又给捅一刀
河南省柘城县慈圣镇张桥村46岁农妇丁巧玲就这样厄运连连
其一、因为贫穷,丁巧玲过于听信血站医生“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多少总是那样多”;“卖血能剌激造血,有利健康,又能挣钱何时乐而不为”的诱惑, 1996年看到许多乡亲都去血站排队卖血,也随波逐流去卖。虽然只卖了两次共800毫升,却惹火烧身。 2005年起就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烧、拉肚子、口腔溃疡和身体消瘦等症状,只当感冒发烧治疗,但越治越重。后来到医院抽血化验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
其二、一般情况下,确诊感染艾滋病毒后,只要及时服用抗病毒药,就可以有效病控制情,痛痛也会缓解。祸不单行的是,经医院检测,丁巧玲所服一线和二线抗病毒药全部产生耐药株,即出现了常说的抗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更换疗效更好的三线药物。然而,三线药物是自费而且价格极高,每月至少需要3000元。为了让妻子能活下去,丈夫只好东凑西借断断续续购买了六个月的三线药。不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欠下一身债。重病在身多年的丁巧玲此时已经家徒四壁,再也借不着钱买救命药了。走投无路时,丈夫为让濒危妻子有药可吃,不得不央求多年前动员丁巧玲卖血的村和乡领导给予帮助。但不是挨一顿数落,就是被说成是寻衅滋事给顶回去,唯一的一线生机被掐断了,丁巧玲一家就这样陷入绝境。
其三、由于无药可医的折磨,濒死的丁巧玲不止一次表示,这样没日没夜的地挺着干遭罪,何时是个头呢,只有一死才能彻底摆脱缠身的病魔。家人虽发现她有不想活的想法,因为没有几天就是国际艾滋病日了,是申冤好时机,应含笑以对。可是,那知痛苦万分的丁巧玲实在熬不下去了,竟于国际艾滋病日前三天自缢死亡,与世长辞了。
其四、偌大的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能这样让丁巧玲走上不归路呢?据我了解,也是常出国到泰国和印度买救命神药的国人都知道,在泰国和印度都有五六种可供选择的抗病毒药,而且又都是具有专利的仿制药,和原创药疗效没有区别。凡是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国人,都蜂拥到那去花几百元就可买到那三线药,比在国内自购药便宜好多。所以每年都有大批病人或家属以旅游方式去那里买三线药或抗癌神药。
这就是说,如果丁巧玲有幸生活在泰国和印度,她就不会死,更不会上吊。她要是生活在发达国家,既免费,又能服正宗的原创抗病毒药,丁巧玲一家更绝不会因为山穷水尽被死亡。
然而,与第二大经济体不相匹配的是,因为中国迟迟没有如印度那样向有关方面申请生产仿制药,现在也没有获得生产仿制药的资格,当局给患者生产的抗病毒药,都是未经专利持所有方同意下盗取不含核心配方的假药,不仅疗效差,而且副作用大。如果我们也像泰国和印度那样投入,不大撒币,丁巧玲不仅不会死,而且会活得好好的。这就是丁巧玲无药可吃只能坐以待的症结所在。可以说,丁巧玲之死不是正常的寿终正寝,她的自杀是被当局逼的不给活路造成的人祸。
其五、还有更令人恐怖的是,丁巧玲所在村和乡的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因为惧怕丁巧玲上吊死传出去造成负面影响,竟联合发出警告,如果家人或知情人将丁巧玲自缢身亡的事传给北京的陈老师,统统取消全家的的低保待遇;如果就此上访,就按涉黑条例严加惩处。要知道,区区几百元的低保可是贫困家庭的唯一赖以生存生命线,把低保给扣了,就等于夺走他们的饭碗。所以,当局下令后,还有谁敢抗命不从?死后的丁巧玲就这样又被捅一刀。
其六、由于河南当局怕泄露天机则惯用封锁信息这一手,国际艾滋病日过去半个月了,我前两天才从离死者家乡很远的一位关注河南血祸志愿者那里获得有一位艾滋病患者上吊的信息。为了避免受害者家属和知情人因向我诉说死者实情而被扣抵保情况下,为弄清事件真相, 虽已是86岁之躯,我不得不从侧面在乡亲中通过转弯抹角迂回方式搞清所传信息的准确无误并告知天下。
在此我还要说的是 ,河南血祸受害者因病痛难忍自杀的不是一个两个,仅据我多年对河南省30个艾滋病重灾县上百个艾滋病村调查,上蔡县文楼村至少5人自杀,这个县的后杨村自杀的至少6 人;而丁巧玲所在的柘城县双庙村自杀的高达30人,河南全省自杀的过百,丁巧玲之死只不过是自杀的一个缩影。。
年幼染艾滋上访蹲大狱再上访被活活整死的田喜
孩子本无罪却以莫须有罪名被整死,仅回放几个片断,即可窥视青面獠牙官员是怎样将他置于死地的全过程。
1、被霜打不甘枯萎的“祖国的花朵”田喜,谐音是“添喜”,系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古吕镇人。1987年1月出生, 1996年3月,9岁因与同学玩闹不慎碰破了头,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朱焕春说,他有轻微脑震荡,需要输血治疗,这样好得快。于是连续4天输了从“血头”那里买进的8袋3000多毫升血。按输血要求,除非大出血或严重贫血,一般轻伤不需要输血,过度治疗既多花钱,又浪费紧缺的血资源,而且也会因操作不严谨带来风险。可是,医院为了创收,以好得快理由被输血了。果不其然,输血后第二年就出现低烧、喉咙发炎、全身起疱疹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2004年7月,经艾病毒检被确诊为艾滋病,同时还证实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
2、 2005年高考,田喜以超人的的毅力,强忍病痛进入考场,并以528分的优秀成绩,考取了北京城市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家乡人都说,农家小青年田喜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进取心强,要不是感染艾滋病毒,很有可能考上北大、清华。2009年7月大学毕业后,因患艾滋病找不到工作,无任何收入,更谈不上婚姻大事,摧毁了他非常看好的发展前程。在本不必输血却被输血造成的后果,无疑应由医院负责。这也是全球所公认并均以渎职罪予以追究甚至刑责。然而,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不仅不承担责任和赔偿,反而无理拒绝。这就是田喜多年上访讨说法的原因。
3、田喜在北京读完大学后,为了寻求有效治疗并获得赔偿,他连续六年上访维权,其间曾多次被抓和遣返。无奈,只有到被感染艾滋病毒的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院长。院长李俊州说,我做不了主,你的问题是社会和政府造成的,你应找政府。于是,2010年7月再次踏上去北京上访的征途。
在北京上访期间,田喜接到新蔡县县委书记贾国印的短信说,你回来我们会解决你的问题,星期一你到办公室找我。田喜觉得县委书记亲自给自已发短信,政府真的是要解决问题了喜出望外,立马从北京赶回新蔡老家,如约到县委同贾书记见面。第一次去时县委办公室说,贾书记开会去了,改日再来。之后又七八次去见贾书记,办事员每次都说贾书开会去了爽约不见。此时田喜觉得自己受骗了。
田喜在北京城市学院读本科时,按规定他的治疗药物供应点是北京地坛医院,假期回到家乡只能到县医院取药。田喜便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李俊州院长借点药,并谈到赔偿问题。李院长依然说,这事你得找县领导,医院不管,并起身就走。田喜认为自己被感染艾滋病毒是医院造成的,医院怎么可以一口回绝不管呢?被逼到墙角的田喜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将办公桌上的电脑、电话等物推到地上。这一怒捅了一个大娄子,因为他连年上访早已是县政府“眼中钉”了,一下子被政府抓到辫子,从而获得了可以对他进行严惩的“把柄”。
4、新蔡县抓到对田喜可以下手的 “把柄”后,便顺水推舟将对这个小青年的惩治转交给司法机关。2010年8月17日,田喜先被软禁,19日被刑拘,23日被批捕,25日案件移送县检察院,8月31日县法院得到案件,宣布近日择期审理。对田喜案办理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真可谓神速,完全体现了县政府文件上所建议的“公安机关介入,完善材料,予以打击”的意图。
田喜被羁押了6个月之后,新蔡县法院于2010年9月21日开庭审理田喜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于2011年2月11日对艾滋病患者、维权人士田喜以“故意毁坏财物”案进行了宣判,判处田喜一年有期徒刑。
5、听听维权律师怎么说。宣判时数十位记者和维权人士纷纷前往新蔡县采访和支持田喜的正义要求。宣判一结束,对于新蔡县法院抓住“毁坏财物”这个本身是很小的事情,而且又事出有因,纯属蓄意小题大做的违法行为,网络上发出一片悲愤的声讨和抗议声,“你们没有资格审判田喜,你们才是助纣为虐的罪人!”。“这样的审判有违公平和正义,那叫丧心病狂。” 田喜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在庭审后对记者说:“田喜身上集合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几乎所有的经历与痛苦,即输血被感染艾滋病毒,他们上访无路,投诉无门,最后身陷囹圄。”
为田喜维权的律师又说,田喜损毁财物估价再高也不会超过4000元,现在而论也就是一二千元,没有达构成刑事拘留的要件即“损毁财物价值5000元以上或者三次以上行为”。而田喜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这两项标准中的任何一项,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刑事拘留是错误的,故意找茬。
因为上访率的高低与官员仕途升迁挂钩,县委书记只有做到零上访,才表明你绝对忠诚而官运亨通。田喜因为长期上访维权,影响了县领导的形象,一直是重点“稳控对象”。因而他与当地政府谈赔偿问题,那是与虎谋皮。
6、爸爸厉尽艰辛为儿请命,却出师未捷身先死。田喜庭审结束后,爸爸立即向外界发出求助信。田喜开始上访时年仅17岁,多次被抓。2009年12月18日那次上访,被新蔡县强行接回家后被警察和居委会36人轮流看管,对他实行包案稳控措施。抓田喜时20多名警察怕抓田喜被感染艾滋病毒,都穿上白大衣,戴着帆布手套,然后将年仅20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给关在一个废弃的暗无天日空病房里。
田喜的父亲田德民说,我儿子是因在医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原本是一个受伤害的人,前后上访6年,他的怒气不是他的错,是县里存心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田喜父亲给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郭庚茂写求救信没有回音,田喜父亲又以题为《请救救我的儿子》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卫生部部长陈竺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们1987年迎来了我的儿子,他名字叫田喜,因为喜悦,则以谐音取名“添喜”;9岁时输血治疗时感染上艾滋病毒,同时感染上乙肝和丙肝病毒,对于我们家是沉重打击。田喜被判刑后,父母觉得太冤枉了,从此我的家庭承载了难以负荷的不幸和灾难。被捕期间,认为田喜不认罪,多次被停药。后来竟以“涉嫌损坏财物罪”被判刑。请领导制止新蔡县公安机关滥用职权,停止打压,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公正的赔偿方案,并向我的家人赔礼道歉,期望孩子早日平安归来。
田喜爸爸给省和中央领导发出的苦苦哀求信,如泥牛入海令他大失所望。由于为孩子申冤多年无果,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而积怨成疾,竟先于田喜去了再无忧愁的极乐世界。
7、妈妈为儿子多年申冤,如盼星星盼月亮那样能修成正果,万万没有想到竟成了送灵人。当她闻讯田喜被判刑后在法院门口愤怒声讨司法不公,被新蔡县警察拖拉30多米强行推进警车拉走。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悲痛欲绝的田喜母亲心脏病发作。警方见状不妙,拉着田喜母亲的警车走到半路,要了一辆120急救车,田喜母亲上了120车后,警察则开着警车溜之大吉了。2010年8月19日下午,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将田喜带到一个私人诊所注入不明药物,田喜妈妈得知后一度昏迷,随后警方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再次将田喜带走。田喜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监狱里体重仅七八十斤,瘦得皮包骨。田喜妈妈还说,国际艾滋病日还想再去北京告状,可是没有想到,孩子病情恶化了,爸爸先他而去,只有我孤寡一人,正在想方设法找医生抢救时,孩子气竟没有来得及跟妈妈说上一句话,停止了呼吸。此时想死的心情都有了,这可让我怎么活呢!孩子无罪,他爸爸无罪 ,我也无罪,却落到这步田地,她仰望苍穹问青天,至今我也不明白,我的国家为什么让我家这样惨?难道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苦吗?
8、田喜妈妈在孩子死后为了不被斩尽杀绝,有话不敢说只能往肚里咽自食其果。当我前几天在得知丁巧玲自杀信息当儿又传来田喜也故去的噩耗,无比悲痛而不知所措。于是给田喜妈妈打话,想去她家看望和安慰,劝她早日从悲痛中中走出来,竟没有料到被拒绝。她说,不是我对陈老师不敬,您不知道我们这里管得有多严,没有办法呀,一家三口走了两口,如我向您诉说我家的不幸,一旦被政府知道还得了,会报复我,甚至把我的命也给搭进去,那我家可就一个不剩家破人亡了。
此时我再三启发她,不说太多,只说田喜临终时有什么要求,行吗?就在此时,我听到那边传来田喜妈妈的哭声,令我心碎。她说,如果国家真的有一天要给河南血祸受害者平反昭雪并给国家赔偿,到那时候我再张口说话吧!
田喜妈妈寥寥几句,份量太沉重。人都死了又堵住家人的嘴,这与丁巧玲死后又挨一刀如出一辙。这岂不是法西斯在河南的再现,丁巧玲和田喜所在那两个村岂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丁巧玲和田喜之死得出一条原理,即人魔比艾滋病魔还凶险
我所以这样说,依据有三:
一是、1981年6月,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很快研制出能有效控制病毒繁殖并明显减轻症状的抗病毒药。全球近20年的实践证明,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特别是有幸服用正宗的原创抗病毒药,其寿命与常人几乎无异。如果丁巧玲也能得到这样的指导并主动给她抗病药,那么她绝对不会死而能健康地活下来。这表明,丁巧玲并非死于艾滋病毒,而是死于比艾滋病还凶险的拒绝拉她一把的人魔。
二是受害者上访讨说法是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落实人权政策的体现。如果田喜含冤上访,一不拦截、二不拘留、三不判刑,接受他的诉求,那么他在政府关怀下会从艾滋病魔的侵袭中走出来,令怀才的他有能力为国家报效。可是当地政府为了逃避责任却倒打一耙,大有发展前途的孩子被打入地狱。这表明,田喜之死并非死于艾滋病魔,而是死于嫁祸于人的人魔手里。
三是、1981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的二三年间,先后有法国、加拿大、美国和利比亚等国,因输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制品,造成数百数千法国则上万患者被感染艾滋病毒。但他们均进行了查处,肇事者被判刑,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法国总理坐在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引咎辞职。然而,比法加等国受害人数总合还大20倍的河南血祸却20年不查处,害人者还当上大官。这种与世界正义相对抗,生物学意义的艾滋病就这样蜕变为政治艾滋病。究其病根,绝非可防可控的艾滋病魔,而是更凶险的不可控的人魔。
我注意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止一次说:“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政府最牵挂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可是,在河南血祸或其它类似问题上却完全被颠覆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面对上访维权犹如地狱行,丁巧玲香消玉殒,鲜活生命的田喜被扼杀,年龄永远被定格在31岁,而暴虐者仕途却拾级而上,做为从事健康研究和危机干预的一员,出于良知,此时应旗帜鲜明地力陈自己的立场,站出来说出应当说的话,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履行追求生命意义是我的使命。如果默不作声,就没有资格配戴“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光环。
本次举报同以往40多封举报信一样,文责自负,承担法律责任。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9年1月18日
电子邮箱:chbzh2014@126.com
此件特快专递至:总书记习近平、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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